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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物流與采購協會曾通過網絡與座談的方式對貨車司機展開調研,結果顯示,農村戶籍貨車司機占比為84.6%。
在中國,有著無數個以從事貨運行業為主的“卡車村”,“車輪上的生活”為家庭和村莊帶來巨變。安徽蚌埠的大郢村,就是這樣一座卡車村。
淮河邊的“卡車村”
大郢村位于安徽蚌埠市懷遠縣,屬于淮河邊的防汛區。在改革開放前期,大郢村村民基本以務農為主,種植水稻、小麥、玉米、石榴、柿子等經濟作物,懷遠縣被國家列為“國家貧困縣”。改革開放之后,村里有一批敢拼敢闖的年輕人,來到江浙滬,跑起運輸。從此帶動了村里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物流運輸的路。
如今,大郢村有3000多名村民,外出務工人員1100多名,其中有近一半選擇了從事貨運物流業,村里共有牽引卡車80臺左右,是名副其實的“卡車司機村”、“運輸村”。
大郢村的卡車司機,是村里首批萬元戶,在市場環境好的時候,最多有著一個月三、四萬的收入。村民的高收入,也帶來了村容村貌的變化。
高高的堤壩上騎著電瓶車的村民晃晃悠悠地路過,堤壩的一邊是美麗的淮河和大片金黃的麥田,另一邊是整齊劃一的小洋樓。平坦的水泥路鋪到了家家戶戶的門口,早早蓋起的兩三層小洋樓里,滿是花卉或果樹,一片歲月靜好。
在一代代卡車人的努力下,大郢村早已摘掉“貧困”的標簽,走上了創富路。在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下,更開闊的未來和更美好的前景正在到來。
兩代人的“車輪”生活
胡師傅是大郢村的一位普通村民,也是一名從事貨物運輸二十來年的老貨車司機。他一開始跟著村里的老鄉在物流公司開6米8的輕型廂式貨車,干了幾年收入不盡人意,又跑到常州打工,在廠里干了三四年,總覺得不自由。最后還是決定買了一輛9米6的平板,自己跑。
胡師傅一般在江蘇一帶跑車,比如揚州、南通、泰州之類的。“就不跑太遠了,家里有事也能顧得上。好在平臺上各種貨源多,都能找得到,想回家就找個安徽的貨,要不就找周邊的。“他說,自從有了運滿滿司機版APP后,找貨就比以前小黑板方便多了,節約了很多時間。
胡師傅的兒子小胡師傅也是一名貨車司機。提到兒子,胡師傅忍不住話多了起來,“十七八歲的時候,他就跟我的車跑貨,跟著看新鮮,覺得開車自由。我其實一直不想他也開貨車,我開了這么多年我知道,干這行又辛苦又風險大。但是沒辦法啊,現在的孩子難教育,都有自己的想法。他還是跟我一樣,當了貨車司機。“胡師傅語氣里不乏對兒子的疼愛與關心。
小胡師傅作為95后,對貨車司機完全是不同的態度。“我初中畢業就沒上學了,村里也有人去廠里打工的,我不喜歡,打工一點都不自在。還是開貨車好,自由,收入高,而且我越努力,收入也會越高。多好啊。“小胡師傅目前在南京倒短,每個月收入能達到兩萬左右。
在大郢村,這樣“子承父業”的事情,并不罕見。對大郢村的村民來說,跟著長輩開貨車,跟車一段時間帶一帶,就能自己開了。又能賺錢,又自由,何樂而不為呢?
疫情下的守望相助
開貨車的十來年里,胡師傅也遇到過形形色色的人:不給運費的貨主,卸貨要小費的老板,但整體來說“還是好人多。”
有時候卸完貨正好是中午,貨主就會喊著胡師傅一起吃飯,雖然只是家常便飯,但心里會覺得很溫暖;在路上卡友們遇到彼此有困難了,胡師傅也會互相幫忙,比如修車,提醒下路況之類的,都是很自然的小事情。“天下卡友是一家,能幫的肯定幫。“
而出門在外,最開心的就是遇到老鄉。大郢村的貨車司機多,跑的路線也近似,胡師傅要是在路上遇到老鄉,不管怎么樣,都得聚一聚。
這兩年,因為疫情,貨車司機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響。
“高速口要核酸證明,裝卸貨還要廠里開的證明,有的還要廠里的人來接。跑一趟貨真的太難了。“提到疫情,胡師傅很是無奈。加上疫情影響下的車多貨少,胡師傅坦誠現在確實比之前難做了。
但胡師傅的心態依然樂觀,“正好趁著疫情在家里休息一陣子,老鄉們平時都天南地北的跑,也很難見面,現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,挺好。更何況現在疫情整體也平穩了,經濟在逐步恢復,肯定就越來越好了。”
大郢村,是中國無數個卡車村的真實縮影。在時代滾滾前進的車輪上,貨運物流業從一塊小黑板、兩部座機的“小、散、弱”物流模式,發展到以滿幫為代表的在線交易平臺模式。據滿幫發布的《2020中國干線卡車司機大數據》顯示,滿幫平臺已吸納了大量人員進入貨運行業就業,新注冊的司機中,高達66%的卡車司機由其他行業轉行而來,眾多退伍軍人、工人、廚師,甚至演員轉行到貨運行業。
無數個“胡師傅”跟隨時代的發展,依靠自己的努力,通過貨運駛向幸福。而許多大郢村這樣的卡車村也脫貧致富,實踐著中國鄉村的振興與繁榮。